《色戒》角逐金球奖失败以后，怕是媒体对其获奖的呼声及热捧会告一段落了，然而《色戒》给国人早已羸弱的文明与道德带来的冲击还在延续着。怕是这场大火一时无法熄灭。一个导演，一篇连张爱玲本人都无法说清其暧昧的创作动机的小说，竟然将国内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搅了个天地翻覆。在这里我不想评论李安的动机如何阴险，如何处心积虑的给国人上这一课，这只会徒增他本人的高明。我也知道，类似的明贬实褒的言论在网上流传很多，而恰恰是这样的言论成为了宣传色戒的另一种方式。李安此时应该可以偷着乐了。起码我本人，便是好奇于各种论争，而终于下定决心观看该片的。

令我惊奇的是，近期的影片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“人性”这一主题，各种稀奇古怪的人性概念在一个又一个的影院上演。这些导演们终于走出了浅薄，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脉络，而于此同时，也拥有了融意识形态与商业于一体的娴熟。当前经济导致政治导致社会的变革，冷酷无情的边缘化着越来越多的“草根阶层”。他们渴望获得社会的关注，求得主流的认同，他们希望自己的牺牲能够被承认，至少能够不被漠视而冷嘲热讽。每个人都急切于发出“我很重要！”的声音，并希望从他人那里对自身的存在做出有力的证明。这样的声音一是来表达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满，二是在意义丧失的真空中重新获寻求意义作为以后的支撑。当这样的声音缺乏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指引时，很容易冲破已有残存的价值观念，就像一头狮子挣脱了困住它的樊篱，四面八方横冲直撞一样。无需自由主义者的百般劝诱，西方的“启蒙运动”在这样一片肥沃却又久未耕耘的土地上重新发芽了（事实上，一直没有断过）。

将《色戒》同《苹果》一起来比较，你会发现，这两部电影都叙述了肮脏的故事。肮脏是从道德的角度而言的，而我们现在很少这么看问题了。我们看电影看艺术。艺术是什么呢？我们平常人不懂。艺术的一定是美的，那画面也一定是美的。于是我们将艺术同画面的色彩，场面的宏大联系起来，赋予艺术以理工科所强调的测量指标。这些测量指标将艺术同金钱，同技术等同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色戒的确很“艺术”，而“苹果”很肮脏，“艺术”上的肮脏。

《色戒》刻画了一个虚构的人物，由于虚构，因而漏洞百出，因为即使导演再有能耐，也无法找到历史上王佳芝这类人的原型，只能绞尽脑汁苦思冥想。但是《苹果》却是普通人真实生活的记录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女性可以依循。

《色戒》的这种艺术是包装出来的。《色戒》和《苹果》肮脏的事情是类似的，抛去外衣，都是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。不同的一点是，刘苹果选择肮脏是被动的过程，而王佳芝选择肮脏却是主动的。除过剧情反映汉奸文化以外，对于《色戒》影片的艺术性我不敢苟同。单就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的刻画中就存在着太多的破绽。这些破绽只为了李安自己的意愿。一个记者说的很好，女主角从凭借一腔热情就开始对易先生进行勾引，到接着的深陷角色难以自拔，直至最后关头的那种转变统统让人感到不通。“这个愿望似乎并非是王佳芝的，而是导演的”。导演还想表达，“易先生”的人性，远比他杀人卖国的事实更重要，他也“迫不得已”。

这两部影片都是被禁了的，一个是在美国禁，一个是在中国禁。但是无论哪个禁都与色情无关。美国人知道像《色戒》这种文化对美国的民族性以及女权运动造成多大的伤害，伤害了民族性整个国家便岌岌可危了，伤害了女权主义者的自尊心，当政者恐怕就要下台了。虽然美国实质上仍然是男权统治的社会，但表面的文章还必须做好。美国人的政治眼光从来都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。中国人也用政治眼光看问题。他们看《苹果》，首先看到北京建筑的破败，看到首都的灰暗，然后透过电影，看到的是北京的形象，08年的奥运会的尴尬局面。怎么能允许这种题材播出，而且在这个时候播出？于是咔嚓一声，毙掉了。

关于《集结号》，我还没看过，了解了一些情节。据说很感人，其中很有名的一句话是“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”。这个题材很好，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，既然军人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能做替死鬼，不能稀里糊涂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，也许别人从一开始就是想让我死的。而且，即使我侥幸生存下来，也有不被承认的可能，我图个啥呢？

如果军人们开始这样想问题了，我们的国家就完了。只要一比较，就知道《士兵突击》和《集结号》的巨大差别。在士兵突击里，军官们都在卫护着自己的每一个士兵，而《集结号》中，士兵们仿佛就是军官的牺牲品。

更让人绝望的是，“洛阳掘墓”事件，正是《集结号》在现实生活中的呼应。《集结号》中虚构的故事，在改革开放发展了30年后，成为了现实。如果士兵们都看到自己为国牺牲后是这样的命运，他们会想着报效祖国吗？

萨苏写的：血战·元帅·集结号，可以作为对影片《集结号》绝好的回应（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76745f60100844b.html）。当战士死守时，刘伯承拒绝了退居后方的要求，而是同战士们一起坚守在前线，直到抗战胜利。那句“前方将士同命，我绝不后退”也成为那场敌我悬殊的战斗制胜的关键，也是人民军队这一词最好的表征。“人民军队”所表达的将士与士兵的关系，绝对不是利用与被利用。

萨苏在这篇文章的后记中写道：

我们出生的时候，赤条条地来，那时候我们的人性几乎没有区别，而当我们赤条条地走，那时候我们的人性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。易先生在无人处的哭泣，是一种人性。非犹太人的詹努斯.科尔扎克校长带着犹太孩子们一起走进毒气室的时候，也是一种人性。集结号中团长的谎言，是一种人性。刘伯承元帅的“前方将士同命”，也是一种人性。我们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，都在铨叙着我们自己对“人性”两个字的理解。愿我们的心灵，不在人性中迷失，阿门。

这种愿望不能仰赖上帝的恩赐，而要我们每个人警觉起来，窥见潜藏在“人性”概念中的层层杀机。